北京大学  彭练矛

2006年12月12日北京。一大早起来天看起来沉沉的,感觉是一个不太好的日子。赶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参加学生论文答辩,碰到段晓峰,告诉我郭可信先生已报病危,正送医院抢救。三心二意好不容易完成了学生的论文答辩,急忙赶到医院。坐电梯上楼,出来只见楼道里张泽、吴杏芳等人在那,简单地交流了几句,知道先生已被隔离,不能见人了。虽然见不到先生,但又不忍心就那么走开，默默地站在先生的隔离病房外面,先生的点点滴滴如一幅幅定格的但又不太清晰的照片随着阵阵酸痛一下涌了上来。

1985年美国Arizona州的Tempe 小城。Arizona State University(ASU)这个不太出名的美国大学作为百年校庆的一部分正在召开一个影响深远的高分辨电子显微学发展研讨会。20世纪80年代初是高分辨电子显微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会议云集了全世界几乎所有著名的电子显微学家。记得那时我刚刚进入Cowley所领导的美国高分辨电镜实验室。大概在会议召开的前半年,从澳大利亚来了一位著名的高分辨专家Bursill先生，带来了一些神秘的叫做准晶的材料,来到ASU后日日夜夜地奋战。后来他做了一个小规模的报告。我没听得太懂,但非常清楚地记得他说,他们正在和中国的郭可信教授赛跑，确定准晶体的结构。后来高分辨会议隆重拉开了序幕,我惊喜地在会议日程中发现了北京来的郭可信教授被安排做特邀报告和主持分会。对于那时的中国人来讲这可是一件不小的事情,我们一帮在ASU学习的中国学生异常兴奋,早早就安排了一个欢迎郭先生的晚会，遗憾的是后来郭先生未能参加那次盛会。记得西门继业老师当时从芝加哥赶来了,给我们介绍了国内的电镜领域特别是郭先生的工作,同时也带来了他和Crewe一块开展的关于0.5Å电子束斑设计的工作。记得当时Cowley对这个工作非常有兴趣,但同时也表示非常怀疑。好像当时的论点是束流大了会有很强的电子间的排斥作用,不可能形成那么小的束斑，但若束流太小,虽然可以有小束斑，但对具体材料应用又不会有太大的用处。20年过去了,现在的电子束斑的尺寸已经接近了0.5Å,不知Cowley若能活到现在,会不会考虑修正他的原始评价。

1987年秋天,国际晶体学大会在澳大利亚西部美丽的佩师城召开。在这里我第一次遇到了郭可信先生和他的3位得意弟子;王大能、秦禄昌和邹进。1984年是我在美国学习的第四个年头,按理应当毕业了。但直到国际晶体学大会前我的导师Cowley一直都没有松开。记得那年夏天Cowley让我在美国国内从西到东开了3个会议,去澳大利亚以前又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范国有要去加州,王中林要去纽约,你就要去澳大利亚了。其实导师是安慰我,他们外出是毕业了,出去工作。但我毕业还遥遥无期,没有提上日程。我去澳大利亚还是要回来的。在佩师城开会时遇到了郭可信先生,先生对我非常关心和热情。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开会期间正好是先生的生日。3个学生为先生祝寿,加上我一个外人。那是一个非常舒服和温暖的下午,我们几个在当中国地质大学的一个学院的后山上为先生祝寿,坐在草地上,谈论着圈子里的一些神人趣事,非常愉快。后来先生先回国了,我和王大能他们几个在佩师城又留了几天,他们几个完全把我当成了他们中间的一部分,还告诉我这是先生授意的。就是从那时起,我毫无障碍地和郭可信先生众多的学生成为了有机的一体,许多从未见过面的学生也都把我当成了老朋友。开完会回到美国,很快Cowley 就对我说你可以准备毕业了。后来我才知道在澳大利亚时郭先生专门找 Cowley 询问过他身边的几个中国学生的情况,问到了我何时毕业的事情。Cowley是个非常公正的人，虽然当时由于我做的是他非常关注的题目,想留我多做一些时间，但郭先生一问他就意识到对我不公平,回美国后马上就让我准备毕业论文。我知道能够毕业后就给英国的Hirsch写了封信,他很快就回信了,告诉我他欢迎我去牛津,并委托Whelan向英国基金会专门为我申请了一笔钱。由于英国的工作许可需要较长的时间,1988年4月底我论文答辩后先去了挪威和Gjonnes教授工作了半年多,在那里等英国的工作许可。就是在那里我收到了Cowley转来的郭先生的口信。当时王中林给郭先生写了封信,表示想回国。郭先生向Cowley要推荐信时提到了我,表示若我考虑回国他非常欢迎,可以给我安排一个副研究员的职位。挪威的冬天非常漫长,郭先生万里之外的关怀使我觉得挪威的冬天不再寒冷,对未来充满了渴望。

1990年,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第12届国际电子显微学大会上再次见到了郭先生。我 1988年底从挪威转到了英国的牛津大学。由于新婚不久的爱人随后也从美国转到了牛津继续她的博士学位学习,我未能如我希望的那样很快回国。在西雅图我再见郭先生的第一眼时看到的是60多岁的郭先生正站在一辆大汽车的下车处搀着一位年龄比郭先生略微显大看起来非常优雅的女士在下车。后来我知道了那就是鼎鼎大名的物理研究所的李林先生。为了让尽可能多的国内电镜学者参与国际前沿的交流,郭先生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向美方会议组织者为中方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经费支持,组织了一个59人的庞大的中国代表团,让国际同行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开始关注中国。郭先生对我未能立刻回国工作给以了充分的谅解,和我见面后马上表示为国贡献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并即刻安排了我短期回国交流的计划。1991年,我首次回国短期工作。郭先生安排我住在中关村一套位置非常方便的公寓,屋里电视、冰箱样样俱全,就连菜刀、菜板都准备好了,厨房里还放了十几个鸡蛋,几个西红柿……,后来我知道电视、冰箱等都是从郭先生家里搬来的,其他东西都是郭先生在我回国的头一天亲自带着学生上街买的。从1991年起,我每年都回国工作3个多月,直到2004年底正式回国。

1998年9月,第12届国际电子显微学大会在墨西哥的美丽海滨城市Cancun召开，适逢郭可信先生75岁生日。郭先生所领导的准晶研究当时已在全球范围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记得当时的一个统计表明,新中国建国后直至90年代后期中国科学家总共在 Phys.Rev.Lett.上发表了43篇论文,郭先生所领导的研究团队在那几年就贡献了14篇之多。郭先生除了在会议上作了全会大报告之外,会议还特意安排我组织了一个专为郭先生祝寿的分会和晚会。包括当年国际显微学联合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若干前任主席和第12届国际电子显微学大会主席在内的50余人出席了郭先生的祝寿晚会。那是一个令中国电镜学者倍感骄傲和回味许久的盛会。遗憾的是,大概也就是从那时起郭先生做出了要淡出电子显微镜学前台的决定。他的身影在国际舞台上出现的没有从前那么频繁了,但他留出的前台也出现了更多的比他年轻的中国显微学者的身影。

2006年12月15日宁波,FEI电镜用户交流会。原本想做完报告就走,但FEI公司专家的两个关于最新的亚埃透射电镜Titan的报告留下了我。本想第二天再多听一些报告，但一夜心神不定。第二天一大早,找到了旅游公司的人,准备改飞机票回北京,票还没有改完,段晓峰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告诉我郭先生已于头天晚上10点去世了。虽然心里有所准备,但还是觉得无法接受,悔恨交加,未能见到先生最后一面。先生就这么走了,虽然突然,但相信先生是从从容容地走的。在他的身后留下了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史中华丽的一章、中国电镜学会十余年的郭可信时代、上百名热爱他的弟子,还有他对科学无限的热爱所留给后人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