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段晓峰

转眼郭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一年多了。时间流逝,但不能淡化我们对他的怀念之情。每每想起郭先生热爱祖国、为人正直、生活俭朴、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治学严谨、勤奋努力、对科学事业执着追求的精神,培养和爱护青年学子,团结大家共同奋斗为中国电子显微学事业的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一种景仰和怀念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我1982年有幸成为郭先生的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北京电子显微镜实验室工作。在郭先生的指导下从事电子显微学研究成为我一生的事业。在和郭先生相处20多年里,他对我的关心爱护、悉心指教和严格要求,使我受益非浅,他的高尚的品格是我永远学习的楷模。

会聚束电子衍射研究是我们实验室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冯国光研究员从英国回国以后,在我国开创了会聚束电子衍射研究方向,后来郭先生从英国又请回来了彭练矛教授继续推动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当时我对会聚束电子衍射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郭先生非常支持我学习会聚束电子衍射技术,在冯国光研究员和褚一鸣研究员的指导下,我在半导体应变层超晶格的应变研究方面获得了一些有益的结果。1989年香港开始筹建香港科技大学,冯国光研究员离开了物理所和北京电子显微镜实验室。有一天晚上,已经12点多,突然郭先生打电话给我说,他睡不着觉,冯老师走了,他很担心实验室在会聚束电子衍射方面的研究会受到很大影响,希望我能在这方面多下一些功夫。我当时非常感动,表示一定要把会聚束电子衍射的工作继续下去,请郭先生放心。后来,我了解到英国的Humphreys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用会聚束成像技术研究异质外延层体系中的应变,通过在样品的像上叠加高阶劳厄衍射线,把实空间的信息和倒易空间的信息结合起来分析应变。这对我有很大启发,我想如果我们提高大角度会聚束电子衍射盘中的阴影像的分辨率,同样可以获得很好的分析结果。我把这一想法向郭先生作了汇报,他肯定了我的想法,并给了我大力支持,在当时电镜机时非常紧张的时候,挤出将近一周的机时让我们从事这方面的探索。经过努力,我们终于获得了叠加有很清晰的GeSi/Si应变层超晶格的阴影像的大角度会聚束电子衍射图。郭先生看了很高兴。当我完成了文章的初稿后,出乎我意料的是,郭先生不仅仔细地帮我修改文章,还帮我整理照片,往照片上转印图例字符。他满头白发,摘掉眼镜,神情专注、认真仔细的样子使我永生难以忘怀。他的关心使我受到莫大鼓舞,当时就觉得有一股暖流一直就暖到我心里去了。当郭先生把文章改好,还给我时,我发现郭先生把他的名字从文章中划去了,尽管我一再表示没有他的指导和支持,就不可能完成这件工作,但郭先生也还是没有同意署上他的名字。说来遗憾,我在郭先生指导下工作20余年,我发表的文章中竟然没有一篇是和郭先生共同发表的。但是知道我所取得的每一点成绩和进步都与郭先生的指导、支持和鼓励分不开。

1993年在郭先生的努力下,科学院终于同意为北京电镜实验室添置一台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场发射枪透射电镜。有一天郭先生找我谈话,准备让我具体负责这台电镜的安装及相关的准备工作和以后的电镜管理工作,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买这台电镜花了80多万美元,这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钱,相当于500多个万元户农民一年的劳动(按当时汇率大约为人民币500多万元),我们不仅要管好,更重要的是要用好,出一些好成果。”郭先生的话使我深深地感到老一辈科学家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上个世纪50年代郭先生响应祖国的召唤,放弃国外的优越的工作和生活回到祖国,努力奋斗了50多年,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这都体现了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一片深情。

郭先生在工作上非常勤奋,但对办公条件要求却很简单。在搬进物理所新建的实验大楼以前,他的办公室非常简朴,实验室的几个领导同挤在一间十几平米大的办公室里，木制桌椅和书架从实验室成立开始,一直用了十几年都没有更换。每次我陪他出去办事,他都让我叫面的,连夏利都舍不得坐。他就这样节省每一点经费,用于研究工作和实验条件的改进。

郭先生身体一直很好,年逾八十,仍然精神矍铄,神采奕奕,不仅经常徒步到实验室上班,指导学生从事研究,而且还时常去散步,游泳。不料,他竟因老年肺病医治无效不幸于06年12月13日提前离我们而去,令人不胜痛惜!

古人说君子以厚德载物。凡在事业上有所成就者,追溯其根本,大都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今天我们怀念郭先生,不仅仅是仰慕先生奋斗一生所取得的丰硕的学术成就，更要学习他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德,为发展我国电子显微学事业继续努力。先生去了，但他的精神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本文自《郭可信纪念文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出版，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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